父母官之称，古已有之。但长期以来，州官称牧。殷有牧师，周有牧夫，汉有牧伯，宋有牧司，这都是史上明文的。本是不折不扣的地方民政长官，何以称牧？牧者，放牧马牛羊鸡犬之事也。在他们看来，治民养畜，其理一也。何以民间多呼州官县令为父母官，这到底是心甘情愿的肺腑之言，还是无可奈何的违心之论，恐怕还有待考实。  

近年来，“父母官”这种称谓与“先生”、“小姐”、“老板”之类称谓一样，又有了“复兴”之势。在一些“公关”场合，我们的市长、县长、乡长们越来越多地被尊称为“父母官”了。对这种称谓，多数听者不以为然，但也有人感到很受用，陶醉于人们的呼唤，俨然以“父母官”自诩，也许还在以做个好“父母官”来自勉。这就有必要思考一下自己的“父母观”了。  

视官民关系为“父母”和“子女”的关系，似乎很亲切，但略究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父子关系，则觉得有些不妙：父尊子卑，父贵子贱且不说，父对子的权力无所不包。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指出：“父对于子，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；若是老子说话，当然无所不可，儿子有话，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。”“三纲五常”中就有“父为子纲”一条，紧接在“君为臣纲”之后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敢不亡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如果真把官民关系视为“父母”与“子女”的关系，那就意味着承认了“父母官”建立在权力、地位上的一切特权。虽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“父母官”的权力也不等同于父母的权力，但他们所包含的等级观念，体现他们权力大于义务这一事实却是相同的。尽管承受“父母官”这一称谓者，或许不承认自己有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。  

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关系，不是“父母官”与“子民”的关系，而是“公仆”与“主人”的关系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。这是早在巴黎公社时期，社会主义者们就已确立的原则。当刘少奇同志紧握时传祥同志的手，说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岗位不同，都是为人民服务时，正是在阐述这一原则；当焦裕禄踏遍兰考大地，忍着剧烈肝痛而寻找治穷致富之路时，正是在实践这一原则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，即使“官”再大，位再高，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个“公仆”，是个义务与权力一样多的人。    

我们的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，也有把与群众的关系看作父子关系的，但不是将自己看作“父母”，而是将人民看作“父母”。陈毅元帅的《赣南游击词》就唱出了“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。他是重生亲父母，我是斗争好二郎。革命强中强”。这样的真情实感，视人民为“父母”，不忘人民的“养育”之恩，时时刻刻心中装着人民，事事处处为人民谋利益，这才是社会主义新型的官民关系，这才是我们今天的市长、县长、乡长们应当确立的“父母观”。也只有确立这样的“父母观”，社会主义的“官”们才不会对人民的喜怒哀乐熟视无睹，不会对人民的贫困疾苦麻木不仁，不会享受特权而心安理得，不会把自己关在舒适的办公室内靠电话、文件发号施令。同时，也不会面对“父母观”的恭维和谄媚时，洋洋自得，默默自诩。